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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延修:为党掌管钱袋的红色特工
责任编辑:金组新文章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沈惠民发布时间:2014-06-23

103岁的杨延修在纵论国家大事。

20世纪80年代,有部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风靡一时。红色商人杨延修与他的领导卢绪章(原国家外经贸部常务副部长),就是主角的原型人物。他们以经商为掩护,接受周恩来单线领导,在上海、昆明、成都、重庆等地,从事秘密联络和地下经济工作,积极为党筹措经费。在这条隐蔽战线中,杨延修是中共秘密机构广大华行副总经理(建国后出任上海市第一任工商局副局长),他以“大老板”、“财神爷”的面目,日夜周旋于朋友和“魔鬼”之间。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他肩负特殊使命,披肝沥胆地为党掌管“钱袋子”,由此出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故事。

腥风血雨中的艰难求索

193258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的第三天。在军乐队的前导下,一支“社会童子军团”队伍从上海北火车站经南京路,浩浩荡荡地回到团部,沿途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走在队伍前列、高擎着十九路军军部所颁锦旗的人,正是中队长杨延修。上海各大报刊纷纷报道当时盛况。

杨延修出生在江苏省泰州市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因家境穷困,7岁就来上海投靠摆皮匠摊的叔父。14岁进洋行当小茶房、练习生,后来受聘于法商保太保险公司担任高级职员。当时他白天工作,晚上进夜校补习,并积极参加夜校学生会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杨延修出于不愿做亡国奴的悲愤心情,参加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等群众团体的抗日救国活动,开始了理想的追寻和抗日救国道路的求索。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他与大部分团员当即组成随军服务团,投入抢救难民、运送伤兵的战地救护工作。直到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才撤回上海。

在此期间,杨延修的战友罗云祥、应文达、毛征祥、鲍振武等四位团员惨遭日寇掳杀。童子军四烈士为国牺牲的忠勇事迹激起海内外爱国人士的义愤,也更坚定了团员们报效祖国的决心。1936年夏秋之际,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通过杨延修等在一些中、上层洋行华员中活动,发起建立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简称“洋联”)。随着上海抗战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洋联”受到越来越多的干扰。地下党组织决定,由卢绪章、杨延修等组成核心小组,将“洋联”转型为“华联同乐会”(简称“华联”),并获工部局颁发的团体登记证。杨延修当选“华联”理事兼秘书处主任。他在上层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又深入基层发动群众。

在杨延修他们的领导下,“华联”曾拥有会员10000多人,形成较大社会影响。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曾对杨延修他们感慨:“几十年来,我一直想为洋行华员办一个俱乐部,始终未能实现,现在你们办得规模如此宏大,为众所爱,我实在高兴。”

不久,根据上级安排,杨延修到昆明领导昆明业余联谊社(简称“昆联社”)工作。这是地下党领导的又一群众性进步团体。杨延修以“昆联社”为基地,通过读书会积极开展党组织活动,同时与昆明市市长裴存藩等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工商界人士建立了广泛联系。1940年初夏的一天晚上,一批国民党武装宪警突然包围“昆联社”,认定杨延修他们“受共党分子利用搞非法活动”,当即查抄了一批进步书籍。杨延修临危不惧,据理力争,随即以攻为守,找到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陇体要那里“讨个说法”。因为查无实据,为了平息民愤,国民党昆明市党部先是发还了被搜去的大部分书刊,接着由陇体要出面宴请杨延修他们表示道歉,声称今后将继续支持“昆联社”活动。

一场刀光剑影的捕杀,顷刻消弭在觥筹交错、握手言欢之中。

广大华行的秘密使命

为了筹措抗日救国经费,同时有个职业活动地点,1933年,杨延修与卢绪章、张平、田鸣皋、郑栋林“五结义”,集资300元(当时币制)在上海成立了广大华行。

所谓“华行”,是区别于上海滩上大批的外国洋行。刚开始,只是在邮局租了个邮箱,用邮售方式经营西药、医疗器械业务。当时租借了上海天潼路怡如里29号的大亭子间,分隔成内外两间,里面一小间作为杨延修和他的妻子朱学明的结婚新房,外间作为广大华行办公室。白天由朱学明协助照应;到了业余时间,五位合伙人才到办公室处理业务,所有开支都精打细算。一年后,随着业务迅速发展,办公地址迁至宁波路47号香港国民银行5楼。

1937年至1938年间,随着卢绪章、杨延修、张平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大华行也成为中共上海地下秘密联络点之一。他们在这里成立读书小组,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书刊,参与抗日救亡活动。不久,广大华行被中共南方局改建为党的秘密工作机构,由卢绪章任董事长、总经理兼党组书记,杨延修任副总经理。

周恩来为广大华行明确了三大秘密任务:一是交通联络工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国民党统治区往来提供方便;二是情报工作,通过国民党内部的关系搜集情报和经济资料;三是经济工作,为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等机构提供和调节经费。

1939年至1941年,蒋介石集团接连制造了“平江惨案”、“皖南事变”等一系列血腥暴行,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面对严峻局势,毛泽东提出白区工作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周恩来为此重新安排国统区内的党组织:以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公开单位为第一线;原各省、市地下党组织为第二线;再建立绝密性质的第三线机构。万一形势突变,第一线被迫撤退,第二线遭到打击瘫痪时,第三线仍能扎根白区发挥战斗作用。

广大华行有较好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商业网点遍及半个中国,便于掩护党的工作,周恩来将广大华行选为第三线机构。从此,广大华行由党的一般地下机构转为隐蔽最深的地下经济事业和秘密机构,专做地下经济工作,为党提供和调节经费。1943年,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领导人在重庆红岩村接见杨延修。周恩来亲切勉励杨延修要更好地为党的特殊战线工作:“你在白区的工作,你的工作就等于战场上一个师。你就要当好这个资本家。而且要当得很像大老板,要住得很像样。”

广大华行的资金积累与业务发展比预计的要快,为党做了许多提供与调节经费的工作。杨延修以“大老板”的身份,先后与工商界人士合办了一些企业,如昆明中和药房、贵阳广和药房、与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合办民安保险公司等。为了增加保护色彩,一些国民党军统、中统头目,包括蒋介石侍从室专员等,都被拉进来担任广大华行顾问、董事、监事,并把黄金、美钞、金圆券都存在广大华行,广大华行则给他们很高的利息。

随着全国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1945年秋,广大华行由重庆迁回上海,1948年春又由上海转移到香港。在此期间,广大华行先后在昆明、成都、西安、贵阳、衡阳、桂林、兰州、汉口、天津、香港、广州、台湾、青岛、沈阳设立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并相继开拓东京、伦敦、印度、香港、南洋等地市场,共开设20多个分行和办事处,到1948年底资产达202万美元,成为有一定实力并在国内外享有信誉的企业。

194811月,当解放战争胜利已成定局时,党中央指示结束广大华行,杨延修等主要干部到解放区学习,准备南下工作。广大华行将属于党外人士的股份发还给股东,而中共党员的股份、红利和奖金全部上缴党组织,所有资产全部并入华润公司。广大华行至此完成其历史使命。

与陈果夫合办药厂“一箭双雕”

抗战胜利后,杨延修以国民党上校头衔及上海市卫生局接收员身份抢先赶回上海,以低价承租了上海外滩一号(中山东一路1号)亚细亚大楼底层,作为广大华行从重庆迁回上海后的办公地点。当时黄金差价是:重庆便宜,上海贵。杨延修凭借特殊身份频繁往来重庆与上海之间,通过买卖黄金来套汇。广大华行一下子就挣了很多钱,为党筹措了大量资金。

由于广大华行纽约分行的开拓,广大华行已成为美国施贵宝药厂在华总代理,更多西药将源源不断地运抵上海。这时,杨延修奉命筹办“广大药房”来扩大经营销售。1946815日,广大药房在广东路389号举行盛大开业仪式。杨延修兼任经理,他忙着接待前来祝贺的社会名流和医药界头面人物,其中有大名鼎鼎的青帮头子黄金荣。由他坐镇,那些小流氓躲在一边,根本不敢趁开张之机来“敲竹杠”。

为了进一步奠定广大华行西药经营的基础,增强发展后劲,同时振兴民族工业,广大华行领导层决定创办制药厂。正好这时传来陈果夫将在上海筹设特效药研究所的消息,杨延修他们为之很振奋:如能争取到陈果夫的合作,可以“一箭双雕”:不仅使创办制药实业的计划易于落实,而且有了这个政治“靠山”,可以大大提高广大华行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抵制敌特对广大华行的侦查与破坏,更好地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真是个难得机遇。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很快批准了这一合作计划。

1946年深秋的一天,杨延修走进南京陈公馆的铁门。看着比自己年轻二十多岁,气度不凡的杨延修,陈果夫矜持地微微颌首。双方寒暄几句以后,杨延修从包里取出两盒刚从美国进口的链霉素说:“果公,我们卢总经理很关心您的健康,这两盒特效药刚从美国寄来,请您试用,倘有疗效,我们再送上。”痨病缠身、求药心切的陈果夫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他在眼前这位年轻人身上感受到扎实、稳重和干练的作风,这正是他欣赏和期待的。当时江湾西体育会路1102号有块面积3亩多的空地廉价求售,杨延修说动陈果夫,欣然同意与广大华行在这块空地上合办“中心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194838日上午10时,中心制药厂举行开业典礼。身患严重肺病的陈果夫当时正频频咯血,仍由随身医生陪同,带着备用氧气袋,以董事长身份为仪式剪彩,上海市长吴国桢率领上海市警察局长等官员左右护驾;各界社会名流也纷纷到会祝贺。陈果夫为广大华行撑起了保护伞。

红色商人的委屈和欣慰

 “除了陈果夫,我们还与宋子文、马步芳等创办了中国皮毛公司,在台湾与吴开先创办七星纱管厂等企业。在我们的朋友中,有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梁若节、国民党驻新疆特派员沈立中、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国民党政府卫生署医药司司长俞松筠等。他们感到,我们这些人会做生意,为人慷慨大方,因此都愿意与我们交朋友。”杨延修回忆说。一些官员中甚至流传说:“只要跟着杨连生(杨延修)干,保你财神爷请进门!”杨延修可以也必须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加强接触、混得烂熟,却不能与左派人物来往,与李公朴、沙千里、沈钧儒等进步人士也必须保持距离。这正是他难以排遣的苦闷。

在昆明工作期间,杨延修的老朋友、救国会领袖之一李公朴也来到昆明,在离杨延修的办公地点不远处开了家“北门书店”。李公朴常来找杨延修聊天叙旧,还热情邀请他去家里吃饭。杨延修生怕引起特务的注意,坏了组织机密,可又不好断然拒绝,苦恼之余,干脆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也延搁再三才出来见客,谈话时神情冷淡。李公朴不知原委,从惊诧、疑惑转为愤怒。看着昔日好友拂袖而去,杨延修只有无可奈何地叹气,一股委屈情绪袭上心头。他只能默默告诫己:为了党的工作需要,再大的委屈也要承受。

在委屈苦闷的同时,令杨延修他们感到特别欣慰的是:在特殊时期,广大华行能秘密而有效地为党掌管好“钱袋子”。为了打破国民党对边区和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广大华行通过各种秘密渠道,给中共党组织调剂金融和输送经费。当时规定广大华行只能由周恩来单线领导。这些钱如何来往,都由周恩来派来的同志指导,但都绝对保密——就是这些钱当时都是不记账的。根据杨延修回忆和党史学家研究发现,从1942年至1949年间,广大华行分别向重庆红岩村、中共南方局、中共南京局、上海办事处和解放区提供的经费和房产包括:

——1942年起到抗战胜利,重庆红岩村的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经常从重庆广大华行提取经费,有时兑换货币或金银,有时“一包钱有好几十斤重”。重庆期间,广大华行还向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提供了大量药品、香烟、钢笔、手表、奶粉,其中有刘伯承元帅的假眼睛;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中共驻沪办事处(位于上海思南路73号的周公馆)是刘少文从广大华行提取的20根金条买下的;上海、南京的《新华日报》办事处房屋也是广大华行购买或租下的;

——1946年下半年,刘少文从广大华行提取50根金条,买下中共南京局在中山路的一栋楼房(据杨延修回忆是南京梅园新村的购房款),后来又提取1亿元法币作为南京局的经费;

——1949年初,由张平送交刘晓100万美元,此款是按中央指示支援越南劳动党的,刘晓在香港德辅道的连卡佛店铺转交给了越南劳动党驻港代表黄文欢……

 “调剂这些钱给中央、地方以及香港,数字都很大。比如购买南京梅园房子的50根金条和购买上海周公馆的20根金条,都是从我们这里转手的。”杨延修说。以上这些金条和经费(法币)、物资等相加,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1949年,当中央决定党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的方针既定,杨延修他们经营多年的党产由此完成了历史任务。

巧解南京政府“通匪案”

1947年初夏的一天晚上,杨延修儿子的家庭老师朱亦祥悄悄向朱学明透露,他从那位担任警察分局副局长的大学同学嘴里得知,上海警察总局已接到南京政府密令,称广大华行在与共产党做生意,要对其主要负责人监视侦察,上海警察总局已命令各分局侦察上报。

朱学明只知丈夫是个生意人,只是向他提个醒。杨延修顿觉事态严峻,立即召集其他几位负责人紧急商议。大家认为广大华行党支部内部没有发生任何差错或纰漏,敌特不可能掌握确凿证据,因此能够顶住他们的侦查。

为了消弥纷扰,及早结案,广大华行在上海蒲石路(今巨鹿路)俞家花园宴请了社会局长吴开先、民政局长张晓松、警察局副局长张师等人。社会局长吴开先一直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实权人物,有“上海的党皇帝”封号。后被汪伪“特工总部”(“76号魔窟”)抓捕,开始宁死不屈,随即被瓦解,一度成为汪、蒋之间秘密“和谈”的使者。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直接任命为上海市社会局局长。

杨延修对眼前这位九死一生的“活烈士”的钦佩和赞扬,很快博得了吴开先的好感。随即向他介绍了广大华行的创业经过和经营业绩,强调自己只是埋头生意的商人。吴开先微微点头、面授机宜:“你尽快写一份报告书,详细说明广大华行的组织性质、发展历史、经营概况等报社会局,我们会送呈南京内政部、经济部,请求撤销密令。”

杨延修很快将报告书送到社会局经办此案的主任秘书手里,又托关系去南京斡旋,终于化险为夷。在南京档案馆还能查到中统有关此案的公文,上有陈果夫亲笔批示的“归档”两字。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南京内政部不久又下正式命令,称广大华行运输大批粮食面粉去“通匪”,要对各地广大华行负责人进行监视侦查并上报。

这个文件对广大华行的威胁很大。杨延修他们决定主动釜底抽薪,停掉这个地方粮食业务;同时请一些国民党要员出面解释,称此“完全是误会”。并由一位与杨延修关系很铁的要员出面宴请上海军、警的头面人物,说明杨延修等人的经营是正常的,现在连正常生意也主动不做了,要求他们帮助销案。结果,来势汹汹的“命令”同样不了了之,警报又一次解除。

 “出淤泥而不染”成为“潜规则”

为了在社会上“ 撑起”广大华行的门面和地位,杨延修他们的生活起居都按公开的社会身份安排, 隔三差五地宴请宾客,长袖善舞、八面玲珑地应付官僚、特务等各色人等。在这种灯红酒绿的奢华表象中,如何时刻铭记周恩来一再叮咛的“同流而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保持共产党人朴实无华的本色、“拒腐蚀永不沾”,是杨延修他们必须面对的一大考验,他们为此明确了一系列“潜规则”。

公司主要负责人一般不去舞厅,出门应酬也都带夫人,不娶小老婆,没有当时其他大老板的不良习气。杨延修还经常请职员到家里吃饭,过年与广大职工一起聚餐。平时每天中午公司有包饭,经理、职员一起进餐,同等待遇。当时,生意兴隆的广大华行拥有三辆汽车。对那些官僚“关系户”开口来“借用”,杨延修他们一般都慨然允诺,而对自己的个人私事,决不动用。杨延修解释自己的“潜规则”:“一方面,要当好资本家就要像个资本家。比如说我在昆明,我是广大华行的副总经理,又是昆行的经理,场面上交往的都是大款阔佬。另一方面,我家住在郊区西坝我们药房的仓库楼上,我的家里非常节约。我来往都要花几十分钟走到城里办公。我们在外面做大老板、财神爷,生意做得很大。但无论经办什么业务,从不假公济私,或者受贿。广大华行的企业价值观是:为党赚钱,赚钱给党。”

杨延修的酒量很好,一次喝一瓶茅台酒不在话下。党组织因此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在公开应酬场合,要帮助上级应对敬酒和拼酒,避免醉酒误事。解放后,当再也不需要这种“烟酒不分家”的应酬时,他很快戒烟,酒也没再豪饮过。在十几年的经营中,广大华行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党批准建立的复杂社会关系,长期积累,成为一家颇具规模的企业集团。而创造了天文数字的经营业绩后,

卢绪章、杨延修他们的团队功成身退,丝毫没有计较个人得失,将全部公司财产“裸捐”给了党。杨延修不但和其他同志一起上缴了广大华行的股权和酬金红利,还主动把在民安、民孚等企业个人投资的股权和酬金红利共计10万元美金也全部上缴党组织。

1949630日,广大华行最后一次党支部会决定:拿出40万美元退还非党群众的股份,党员负责人的股款和红利酬劳一律上缴。

时隔六七十年,当人们重新审视广大华行时,不由得对当时杨延修等共产党人“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和无私奉献精神肃然起敬,同时也感慨万千。这是共产党人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生动形象的范本。

上海解放以后,杨延修在陈毅、潘汉年、曹荻秋、许涤新等领导下,先后担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商处副处长,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局长等经济部门领导职务。工作从“地下”转为“地上”,身份由秘密转为公开,职务由处级升到正市级,他却始终保持着廉洁奉公的“潜规则”。

杨延修大半辈子在广大华行工作,晚年又成为上海爱建股份公司和爱建特种基金会的主要创始人。“虽然两个企业一个产生于战争年代,一个产生于改革开放时期,但有不少相似之处,值得回顾总结。”这位百岁老人笑着,饶有兴趣又充满深情地将两者作了一番比较。

 “爱建公司初创时期的工作条件相当艰苦。老同志在开办之际,不讲条件,十几个人挤在香港路工商联大楼二楼两间办公室里,一切家具和办公用具都是借用的,有时晚上自觉加班工作。工作中大家不计报酬、不拿工资,除了每人每月一张月票外,没有任何其他报酬,连开会时用的茶叶都是自己带来的。有时接待客人,也只是各吃一碗面……”老人动情地讲述着这一切,他似乎从中又看到了当年广大华行艰苦创业时的那一幕幕情形。

作者附记:本文在采写中得到上海爱建股份公司党委和董事会领导的热情支持和指导,103岁的杨延修老人亲自审阅了文稿。